一个富人对公平的感悟
孙寅贵,百龙集团的董事长,如今已然是一位“富人”。但无论他当年如何携“百龙矿泉壶”在媒体掀起波澜,却似乎从未做过发紫的“红人”,反倒获誉商界“怪才”。其实,他是敢于把自己致富的艰辛、出轨、失败和成就都和盘托出的极少数人之一。
多年前,一本《总裁的检讨》让商界振聋发聩;今天,孙寅贵又用自己行走在天堂与地狱之间积累起来的切身经历凿巴出一部十余万字的新书《公平?》,奉献给读者。
这部书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不是偶然。人类从产生剩余价值的那一天开始,公平就摆在了人们面前。今天,公平与效率,已经不仅仅是经济学领域探讨的课题,而是和谐社会两大价值观的平衡问题。有人如此评价这部书:“它是在灵与肉的煎熬中,感悟了社会、人生并升华到理性的思考。它抽象、总结出了生命世界中普遍存在的‘公平定律’和人类文明发展必由之路的‘混血理论’。”
在孙寅贵身上,有着机灵、果敢的率性,也有诙谐、自嘲的本领;有吝啬、耍横的脾气,更有率真、诚恳和善于思索的秉赋。亦正亦邪,才使他在社会的熔炉中游刃有余,但也代价沉重。孙寅贵在做企业的实践中思索出来的公平理念,很有普遍意义。而实现公平的途径,他认为:只能在符合人类生存发展的方式中找到。
《中外管理》本期摘取书稿一二点滴,赶在付梓前独家先为刊发,以餮读者。
王 缨
铺就公平就是帮助富人自己
“唉……现在中国的有钱人其实挺惨的。”我想,也许是中国目前大多数有钱人,还没有学会怎样做富人。
富人,不等于贵族
“唉……现在中国的有钱人其实挺惨的。”这句话我已听很多人感言过了。为什么?我想,也许是中国目前大多数有钱人,还没有学会怎样做富人。
西方有一句话:一时可制造一个富翁,几十年培养不出一个贵族。
目前中国有许多人的确通过勤劳智慧,成了名副其实的富翁,并形成了一个群体。但是这个群体中的绝大多数,自以为自己就是中国的贵族,就应该像西方的贵族一样受人尊重。其实,这群人离贵族还有不小的一段距离。他们在物质上可能算得上富有,但在思想和精神上仍是穷人。他们不仅缺乏应有的修养,而且还摆阔斗富,缺少同情心、缺少社会责任感,更有甚者竟会仗财欺人。他们给社会留下了为富不仁的恶劣形象,这不仅悲哀,而且可怕。一句话,这个群体还没有学会做富人,哪就谈得上贵族了呢?!
莫用财富挑衅社会
前不久有报道,山西一矿主富豪一次买了十五辆“悍马”吉普,给家族凡满20岁以上的男士每位一辆。在全国煤矿事故频发、矿工亲属泪流不止的现实状态下掺杂着这样的“音符”,这不只是不协调,简直是在种植仇恨。而就在同时,美国传来了“股神”巴菲特将自己价值370亿美元的股票,捐给了盖茨慈善基金会的消息。
今天你的确很有钱,而且是辛苦、合法挣来的税后收入,谁也无权干涉你的挥霍。但你千万别忘了你也是利用了社会现有资源才有今天的。你也许并未阻碍他人利用这一资源,但你一定在此之前相比他人取得了利用这一资源的优势,这已经不公平了。此时如果你不但不把这钱撒出去一些,平抑可能失衡的社会心理,反而用财富挑衅社会,自然就会种下仇恨的种子,就可能离死不远了。
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富人集团都在自觉地用高额的纳税、大笔的慈善捐献、平和收敛的生活,营造一个尽可能公平的社会氛围。
我们还没有公平的氛围
今天的西方税制,是政府有效平抑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许多公共资源因非公平利用所产生的积怨,再由税收带来的福利和社会所得的合理再分配形成平衡。因此,西方人不仅对纳税很自觉而且很自豪,而对于不纳税的人,则给予痛恶和鄙夷。那是丧失公平!
在中国,诚实纳税被指为傻X。对偷税没有羞耻感,就是有人被逮住了,往往还会报以同情,为什么?因为太普遍了,若不小心,逮的就是自己。晓庆大姐,如果她也像一些好莱坞明星一样,对社会有那么多的慈善贡献,她就不会为出租房屋没缴纳那几万元的税而在监狱呆上400多天,弄得自己狼狈不堪了。这种事在西方不但得不到同情,而且会遭唾弃。但在中国,大家却同情她“就因为这点钱被关进去那么多天,多可怜”。
目前我们的社会还没有营造出公平的氛围。能作假就作假,这也许是我们社会教育的失败、宣传的失败,可能最根本的失败是公平观念的缺失。而观念的缺失往往起因于制度的失衡。也就是说,晓庆大姐同时也是欠公平或欠完善制度的牺牲者。说句公道话,她的400多天应该留给社会一些反思。
社会最初不接受“新富”
这种失败也构成今天中国富豪们的内心恐惧。据说重庆一家防弹车改装厂订单多得应接不暇。这些在西方属于政治要员的专属座驾,却成了中国富豪赖以安全的护身符。难道有了这种被动安全装备,就真的安全了吗?
1986年,我可能是第一批私人买轿车群体中的一分子。那时候,第一批进入中国家庭的私人汽车是由波兰进口的菲亚特126P小车,两门四座,当时是9300元一辆。这批车主,基本上是改革开放初期第一批下海的人。其中有的是社会闲杂人员,他们没有好的家庭、教育和政治背景,甚至是释放后的两劳(劳教、劳改)人员。所以这批人的社会总体印象不好,统统被贬称为“倒爷”,他们成为了现代中国第一批富裕的人。
不小心我也成为这一行列中的一员。我靠搞发明、搞专利富裕起来,但那时广大老百姓对专利这个概念比较模糊。我当时住在东直门,那套房子是因为我的科技贡献,有关部门作为奖励给我的。我买的这辆菲亚特126P,真当宝贝似的,每天擦了又擦,洗了又洗。然而,几乎每天早晨,车不是被吐痰,就是有被人踹的脚印。整个社会对这群新富不接受。
最严重的一次:中午我从楼上下来开车时,三四个小孩子站在车顶上玩,旁边的老头、老太太没有任何人过问。当时我很难过,我想,我一定要改变这个局面。
“和谐”源自从我做起
开始,我买了养鸡场用的那种铁丝网,做了一个临时车库,这下小孩是进不去了。结果没过两天的一个早上去开车时,哇!四个轱辘就剩一个了,所谓的车库也躺倒一边。这只是一种被动保护,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咱得采取主动保护才是生路。
因为当时我所住的房子是刚完工的新房,附近建筑垃圾很多。我就选择了一个礼拜天的早晨,穿得干干净净,找了把铁锹和一些劳动工具把垃圾铲除和运走。我从早晨一直劳动到下午,来来回回进出的人都看到我在那里干活。渐渐大家都向我投来了一种敬佩的眼光。到了下午终于不断有人开始跟我搭讪了:“你是不是就住11楼的?”“是啊!”“那个小红车是你的?”“是啊!”有人就说:“我是协和医院的,你要是有事就找我啊!”也有人特别客气:“我是东直门安委会的,你要是扣了本、扣了车,找我啊!”
经过这件事,我一下子就和整个邻里关系和谐了。当时我住的那栋楼里,我是第一个装电话的。以前没有人来我家打电话,但是自从这事以后,有人就不客气了,敲门就说:“大哥,用一下你家电话。”我就觉得没有了隔阂。我明白,他们心里也一定认为,这个人不是“两劳人员”,是个好个体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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